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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余一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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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文化的要素(1-5)  

2014-12-26 11:30:33|  分类: 力作推荐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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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文化的要素(1-5)

作者 蒋人傑

   5、家族在近世的境遇

 

     自清末起,對傳統家族制度的批判即與對皇權專制制度的批判,同步並進。五四反傳統革命的目標,家族乃首當其衝者,簡直視之爲萬惡之源,文學青年筆下的“家”已是專制的桎梏和牢籠。最激進的無政府主義的信徒,主張取消家庭,甚至取消作爲家庭符號的姓名,互相稱呼代號。他們批判傳統的家庭制度,是爲將個人從家庭的束縛中解放出來,建立一個個人自由的新社會。然而誠如學者景凱旋所説:“結果,‘五四’新文化對傳統家族的批判取得了徹底的勝利,但維護個人自由的制度却始終没有建立起來,建立起來的是利維坦。”(09/6《隨筆》)

     “中國革命,決不是簡單的奪取政權的問題,而是一場涉及民族文化和社會結構的深度變革。在這場變革中,原有的農村社會文化結構是要被顚覆的,這意味着原來以血縁地縁爲紐帶的農村社會結構要被割裂重組,以外來輸入的階級標凖重新排列組合。組合之後,原有的等級秩序依然,但等級劃分的標凖變了,等級的順序也顚倒過來了,然後所有的一切都依附在國家意志上面,成爲現代國家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。在這個過程中,宗族不言而喻地處在被摧毁的境地。事實上不徹底摧毁宗族組織和相關的文化,農村的社會改造就無從談起。”(張鳴《歷史的底稿·農村宗族》)

     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運動,家族是非常明確的打擊目標。族長即使没有多少田産,也要被劃爲“公堂地主”,打入階級敵人的行列。家族組織被判定爲階級壓迫的工具,一概强行解散,代之以新的革命的階級組織。族田被視作地主所有制性質,與地主土地、教會土地一起没收、徵收,分配給農民和劃歸國有。1951年廣西武鳴縣曾甘村,共四十九户,耕地五百八十畝,劃分階級,僱農一户,貧農三十四户,中農十户,富農三户,地主一户,地主有二十三畝,祠堂有七十五畝,共九十八畝分配給貧僱農。福建古田大黄村有三百三十三户,貧農二百四十五户,中農八十一户,富農二户,地主五户,没收地主土地二百二十七畝,族田六千餘畝。工作隊向族長索取族田田契,當場焚毁,土地分給農民和收歸國有。家族組織的經濟基礎被摧毁了。

     土改之後,家族組織、家族制度基本上消失了。但是中國地方大。各地的差異、各民族的差異相當大,並非徹底滅絶。更何况宗親關係畢竟是事實,傳統的家族觀念也不見得立刻能被階級觀念替代。大躍進、大饑荒之後,農村修祠堂續家譜的再起,充分證明這一點。(《中國宗族史》)

     當然在幾年之後的“四清”“文革”中。這些舉動都被當作封建殘餘反撲復辟,被嚴厲批判鬥争。家族活動再次遭禁。但是,不少祠堂還是以各種方式保留下來了,有些地區(如福建古田黄氏)祖墳仍完好無損,甚至祭奠亦不中斷。

     八十年代起,中國的農村,尤其是南方農村,家族文化的復興,已經是一個潮流。其一是修祠堂,浙江蒼南縣1994年的報導,已建祠堂二千個,四分之三的族姓已有宗祠。不少地方都是外出經商積聚了錢財,回鄉出資建祠,也有港臺同胞資助的。其二是編寫家譜,甚至印刷出版。其三是祭祖,中國陳氏宗親會在河南淮陽(陳州)建始祖陵,舉行大祭祖,海内外十幾個分會的代表參加,兩萬人,隊伍長五公里。其四是成立家族組織,或曰“宗族”“祠堂”,或曰“譜務局”“修譜小組”,還有不少接過海外習用的“宗親會”爲名。有的組織設“族長”“堂主”,有的設“代表大會”“理事會”爲領導機構。

     此回家族文化的復興,正碰上現代化的浪潮,城市化迅速地吞噬農村,絶大多數農村都不同程度地面臨着衰敗的命運。在清末和民國的那次現代化浪潮中,鄉村出現了精英出走的困境,而在此次浪潮中,離開農村可遠遠不止是精英了。這就不能不讓人想到,家族活動有無可持續性。更何况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對傳統的較爲徹底的破壞,家族繼續生存的文化環境已不復存在了。也許傳統的家族再也難以恢復了。家族文化重建,大概有待於人們在實踐中創造出適應社會演變的新的形態來。

     葛兆光在《古代中國文化講義》中有關家族的論述的結語摘引於下:

     “第一,在古代漢族中國,家族的墓地、祠堂、祭祀的儀式,以及鄉約、族規、家法和家譜,是社會生活裏非常重要的基礎,古代漢族中國之所以能够在法律並不很細緻的情况下,會有一個相對比較穩定的秩序,有一個大體的認同的共識,就是因爲有這些東西在支持它組成一個一個社會單元。第二,從歷史上我們還可以看出,當國家和政府的力量强大的時候,宗族、親族是對抗和抵消國家控制力量的一個社會空間,好像一個隔離層一樣,防止着國家力量對於個人生活的直接控制;而當國家力量一旦削弱,它就會作爲民間社會,補充國家對秩序的控制,維持生活秩序。比如清代末年,各地的民間社會以及鄉紳的勢力超越國家的勢力,他們以團練(民間軍事力量)、保甲(民間社會組織)、鄉約(民間禮法)維持着社會的秩序,甚至發展起來龐大的力量,參與着國家的管理和控制,如曾國藩的湘軍、李鴻章的淮軍等,所以它是國家與個人之間的力量,維持着國家與個人之間的平衡和穩定。第三,中國家族與儀式的重大變化出現在近代,由於西洋的進入,由於市場一體化、交通的便利和人口的流動、由於國家漸漸直接干預着個人生活,所以這種中國式的宗族形式在近代漸漸瓦解。”(未完待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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